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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1年06月08日 14:2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夏春涛、陈甜 字号
2021年06月08日 14:2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夏春涛、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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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立时代潮头,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百折不挠接续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立下无数丰功伟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一百年峥嵘岁月,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创造辉煌的光辉历程,续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本刊约请多位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研究、解读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为树立正确党史观鼓与呼,以期深化相关研究和思考,对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所推进。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一百年来,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在艰难险阻中杀出重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走出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条新路,引领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苦难走向辉煌,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百年砥砺奋进,一百载春华秋实,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自鸦片战争起,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处境,作了各种探索与抗争,但均告失败。维新思想家谭嗣同怆然慨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向何处去?惟有中国共产党作了科学解答,给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正因如此,党的诞生才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其他方案都行不通,如有人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乡村建设等改良方案,虽具有积极意义,但终究治标不治本。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成为“人民公敌”。帝国主义是使中国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罪魁祸首。胡适提出“五鬼闹中华”说,主张通过教育治理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绝口不提帝国主义侵略,被陶行知讥讽为“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辩证的态度看待西方:既睁眼看世界、积极学西方,又奋起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因为老师总是欺辱学生。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一文便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疾呼把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坚信中华民族必能从战斗中获救、有个光明前途。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三大敌人,后来被喻作“三座大山”。惟有中国共产党看清这一历史逻辑、得出正确结论,指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即先革命、再搞建设。

  中国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这没有现成答案,靠党自己来摸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重论述如何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发起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前夕仅有200万人左右,照搬欧洲经验肯定行不通。党起初在理论上不成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缺乏独立自主性,以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犯了“城市中心论”等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经过艰辛探索与深入思考,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创新带动实践创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路。毛泽东力挽狂澜,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赢得全党和人民群众的爱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百姓从心底唱出的领袖颂歌。红太阳就是这样升起来的。

  面对势力强大的中外敌人,党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壮大,成立时仅有50余名党员,1949年9月已有448万余名党员。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党带领人民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感叹说:“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彻底结束了旧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终结了中华民族仰人鼻息的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实现了国家高度统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而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必要前提。

  二、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走怎样的道路搞建设?党按照既定策略,选择了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内忧”主要表现为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尖锐。人口众多、一穷二白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倘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会加剧两极分化现象,酿成更为剧烈的社会对抗与动荡。孙中山先生羡慕西方国家之强盛,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弊端深感忧虑。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慨叹“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认为中国不能走这条老路,须另辟新途,故而后来提出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在创立之初就向往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按照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党的既定策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通过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绝非易事,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考验。旧中国留下的是个烂摊子,民生凋敝,社会混乱,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仍未全部完成,拥有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旧的土地制度严重束缚着生产力发展。城市中为数不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工商业者属于私有制。党必须顺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尽快学会管理城市、发展经济。军事斗争尚未结束,在乘胜进军、解放全国的同时,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得剿匪、镇压反革命,边建设边打仗。从国际环境看,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乃至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公然对我进行武装挑衅。党中央为保家卫国,毅然决定抗美援朝。“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党带领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同时推进各项民主改革。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总体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并创下不少奇迹。譬如,早在清末就酝酿修建的成渝铁路已搁置近半个世纪,新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于1952年7月建成通车。

  1953年,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契机,党中央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实现”意味着采用循序渐进的和平方式,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小私有制。“相当长”指多久?党起初设想需要三个五年计划、15年时间,加上此前经济恢复时期的3年,合计18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快速推进,这个过渡期大为缩短,实际仅用7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通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创造性地全面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新中国迅速增长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56年9月,与七大间隔11年,中共八大召开。大会郑重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改造作了高度评价,将之与新中国成立一并称为我国在这11年内经历的“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辛亥革命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大翻身、中国人民大解放,我国这才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社会,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人民在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延续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标志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正式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从制度层面落实了中国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确立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为我国今后避免出现大的阶级对抗性的纷扰动荡提供了制度保障。

  近几十年来,我国在发展中出现贫富对比悬殊现象,但没有引发大的民生问题;西方不遗余力地对我实施“西化”战略,但一再碰壁。这都与我们当年积攒的家底很厚实、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理念深入人心有关。时至今日,无论我国发生怎样的沧桑巨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没有变,被列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公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按劳分配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主体,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些都鲜明体现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制度设计的意义极为重大深远。

  三、奋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共八大郑重宣布: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新中国由此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反映了全党上下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时,明确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他说,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但在冷战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新中国起始就遭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以致在工业布局上不得不考虑备战。中苏关系破裂后,又骤然面临苏联施加的巨大压力,包括核讹诈。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新中国处处被人卡脖子,与外国接触的空间有限,能够借助的外力有限,必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关键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课题,只能靠自己来摸索。

  新中国起初一边倒地学苏联,后来意识到照抄照搬行不通。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强调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他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计划用15年赶超英国。这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和认识。然而,由于经验和认识不足,急躁冒进,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继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轻率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结果欲速则不达,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党中央着手纠偏,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在民主气氛中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可惜这种势头未能延续下去。随着中苏关系交恶,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想到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担心干部变质、江山变色,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作出错误判断,以致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愈益发展,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打乱了经济建设节奏。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演变为一场持续十年的全国性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如前所述,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崭新实践,在探索中走弯路、遭挫折在所难免。我们不能做事后诸葛亮,采用唯心主义观点,说原本可以一马平川、一帆风顺。这里须澄清两个认识:一是绝不能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等同于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二是绝不能把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同于否定中国共产党。

  八大闭幕后,党带领人民奋发图强,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响彻神州大地。雷锋、焦裕禄等优秀党员的涌现,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大庆油田的开发,“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献精神,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主研制、于1964年成功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一举打破外国核讹诈,以及周恩来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均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风貌及凌云壮志。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仍有亮点。譬如,我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建成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投产了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回收,成功研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成功育成并推广籼型杂交水稻,等等。对外工作也打开新局面:我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从而为后来的对外开放作了很好铺垫。从长时段讲,新中国成立不到30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围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这些均为后来的新探索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该《决议》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正因为有十年浩劫这面镜子,党在随后探索新路时才走得如此坚定和清醒:深刻认识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也走不通;深刻认识到“左”的危害,乃至特意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写进党章,时刻警醒。

  四、改革开放,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由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踏上民族复兴新征程。

  发展是硬道理,要缩小与世界的发展差距,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展,就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能思想僵化、墨守陈规,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改革开放,必然涉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共十二大响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走出这条新路极为不易,不时受到“左”或右的干扰。右的声音主要来自党外,鼓噪全盘西化,质疑、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左”的声音主要来自党内,思想僵化,排斥改革开放。右容易识别,“左”比较难缠。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绝非一蹴而就,围绕废除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都引发激烈的姓“社”姓“资”之争。有人甚至错误地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我国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中共十三大正式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改革开放为总方针,可以有效抵御“左”的干扰,避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可以有效抵御右的干扰,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个基本点相辅相成,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为我国沿着正确方向探索前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跋涉前进中,遇到无数风险挑战。譬如,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法轮功”邪教组织聚众闹事,李登辉在台湾抛出“两国论”,鼓吹“台独”的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选举中胜出,特大水旱灾害以及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等等。从外部环境看,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难免树大招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动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借台湾、西藏、新疆以及所谓“人权”问题等对我施压;甚至为遏制中国而进行军事挑衅,美国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以及蓄意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挑事,都证实了这一点。

  党紧紧依靠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一再强调“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中共十五大报告在作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时,首先谈到全党的一种共识,即:“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十六大报告共九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十七大报告号召全党始终保持“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十八大报告回首近代以来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接力探索,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思想僵化,党和国家就会失去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相继创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不丢老祖宗,又讲出新话,系统回答了关乎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由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使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

  从实践层面看,改革最先从经济领域入手、在农村展开,随后转入城市,逐步扩大为涵盖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中共十五大分别论及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扩大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十八大论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从此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致力于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对外开放也不断打开新局面,从起初的沿海扩大到沿江沿边,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致力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短短几十年间,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而大踏步赶上时代。按照邓小平当年制定的发展战略,我国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截至20世纪末,我国如期实现前两步发展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由温饱进入小康。我们告别物资短缺,布、肉、油、糖、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成为历史——粮票作为最后一种票据于1993年退出市场,成了收藏品。考虑到第三步时间跨度长达50年,中共十六大增设2020年这一时间节点,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十八大正式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目标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改,折射出满满的自信,说明我们进入向预设目标冲刺的阶段。“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是在民族复兴大道上高歌猛进的中国人民从心底唱出的时代欢歌。赶超亚洲“四小龙”曾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现在早已是陈旧话题:仅广东一省,其经济总量1998年超过新加坡,接着先后超过香港、台湾,逼近韩国。我国经济总量在改革开放之初位列世界第十一位,2010年超过日本,至今稳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靠发动侵略战争、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也不像某些国家那样靠出卖资源,而是靠党的坚强领导、紧紧依靠人民,靠改革开放,靠发挥我们制度特有的优越性,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埋头苦干。因此,中国走出发展新路、创造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其意义不单体现在国内,还具有世界意义。

  五、承前启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共十八大召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十八大至今不到十年,在百年党史中不足十分之一。把它单列出来论述,是因为这段历史具有特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十八大起,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党员首次构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骨干,这在党的新老交替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象征性意义。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均前所未有。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低迷、贸易摩擦加剧,民族、宗教问题持续发酵。美国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搅得世界很不安宁。随着中国国力持续增强,美国重拾冷战思维,对华敌意陡增;特别是本国新冠肺炎疫情失控后,无底线地甩锅,歇斯底里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遏制打压。从国内环境看,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异常繁重艰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须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尤其是在关键的2020年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各种挑战纷至沓来;我国仍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持续增大,包括微信、微博等新媒体飞速发展,噪音杂音增多,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战场。总之,国内外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事实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交上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彪炳史册的答卷,是一个成熟、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

  二是以党的十八大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个大的时间概念,包括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为开辟新时代做了大量开创性、基础性工作,对未来作了全面擘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转为“严紧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高度重视以自身革命带动社会革命。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高度,明确提出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过,在十八大之前,管党治党客观上存在“宽松软”一面,手软、下不了决心,以致问题积压,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蔓。针对党情发生的新变化,针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须规避的“四种危险”,习近平见微知著,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内容,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中央以改进工作作风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严”字当头,严厉整治“四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推动全党尊崇党章,增强“四个意识”,落实“两个责任”。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转为“严紧硬”,成效显著,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进而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二)确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喻为“中国梦”。党中央带领全党全体人民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分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的议题。这四个专题,以前都研究部署过,如今加“全面”二字,说明这是站在治国理政战略高度提出来的升级版,体现了党中央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设计,有新的重大突破。譬如,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就全面依法治国提出180余项改革举措,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打开了具有鲜明新时代特色的工作新局面。

  (三)明确今后30年发展的具体时间表、路线图。中共十九大以2035年为时间节点,将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的30年分为两个15年。原先设计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时间提前15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表述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个关键词分别对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五大建设;实现“强国”目标,也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

  (四)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十九大把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之写进党章、写在党旗上。这一创新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是迈向民族复兴新征程的行动指南,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五)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2020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是全球唯一GDP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这标志着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大步,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从此画上句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的一大步。从国际层面看,我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西方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打破了西方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惟一选择的神话,为缩小南北差异、解决发展不平衡这一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30%以上,超过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的总和。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在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一百年峥嵘岁月,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续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豪情满怀。习近平2021年新年贺词说得好:“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姓名:夏春涛、陈甜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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