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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与结构之间:斯图亚特·霍尔传播观的范式整合
2021年06月07日 14:43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10期 作者:黄典林 字号
2021年06月07日 14:43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10期 作者:黄典林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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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传播学界对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所谓编码/解码模式,而对霍尔传播思想的方法论逻辑,尤其是他如何通过文化霸权和“结合”理论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的整合,确立了文化研究视角的批判传播研究范式缺乏足够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的目的是要在把握霍尔对这两个范式进行整合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理解这种具有结构和文化二重性的传播观念与主流实证主义传播观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论辩关系,进而从传播研究的角度评估霍尔这种范式整合的努力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 键 词:斯图亚特·霍尔/传播观/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范式整合

  作者简介: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24)。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17YJC866004)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传播研究是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时期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这些研究不仅延续了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传统,而且通过引入结构主义方法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地位。更关键的是,霍尔通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结合”(articulation)概念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了整合,从而确立了文化研究视角的批判媒介研究范式。

  对霍尔的传播观进行整体把握并不容易,原因在于他的研究始终呈现出文化研究特有的那种经验性、情境性和现实指向性,其初始动机并不是建构连贯的抽象理论体系,而是针对特定历史政治情势的理论反应,始终具有“情势性分析和暂时性真理”的非体系化和非绝对化特征。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际学术界,一系列关于霍尔的研究和借鉴霍尔的思路所进行的霍尔式研究呈现出交织发展的趋势。②21世纪初以来,霍尔的传播研究也成为中国本土新闻传播学关注的对象。但迄今为止,这种关注主要表现为对霍尔传播思想中某个关键文本的重视,而对其思想的整体脉络把握不足。比如,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编码/解码”模式,③但对该文献的版本流变、初始问题意识和语境缺乏关照。④尽管有研究者已经对霍尔关于身份认同、意识形态、道德恐慌和大众媒体的论述,⑤霍尔对传播研究的影响,⑥以及文化唯物主义对霍尔早期传播思想的影响⑦进行了讨论,但总体而言,中国传播学界对霍尔传播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视不够,对霍尔成熟期传播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的整体关照不足。而正是通过这些研究,霍尔既明确提出了对美国批判传播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建构主义传播观,同时也在批判传播研究传统内部确立了文化研究视角的传播研究范式。⑧这种状况导致中国传播学界在放大霍尔传播思想中的某些局部概念或模式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某些理论进行庸俗化解读和去语境化误用的倾向。比如,有作者完全不顾霍尔原文的问题意识和语境,把编码/解码模式当作一个既定的预设前提和万能工具,直接套用在各类宣传策略的对策性分析之中。⑨还有作者甚至把霍尔的媒介研究所强调的对社会传播中既存意义秩序进行批判的政治介入意识与我国党报理论所强调的媒体作为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耳目喉舌”的政治属性划上等号,并把霍尔的建构主义新闻观误读为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简单否定。⑩

  有鉴于此,为了弥补现有传播学文献对霍尔传播思想把握的不足,本文试图从霍尔传播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尤其是他如何调和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资源入手,阐释其传播观念的内在方法逻辑。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同时存在于文化研究理论背景之中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是如何在霍尔的传播研究中得到整合的?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传播观念是如何既对主流实证主义传播观构成挑战,同时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一种补充?这种范式整合的努力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哪些不足和困难?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方法上显然不能把学术文本与其语境割裂开来。正如霍尔本人所强调的那样,搞清楚理论“所处的历史语境始终是重要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可以解释理论,或者可以确保理论的科学准确性。历史和理论是两个相关但并不完全一致的领域。观念总是出现在特定的历史节点,后者总会以某种方式对前者产生影响。而这些观念之所以会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有关。但一旦我们掌握了理论所处的历史语境,就必须进一步详察理论内部的内在逻辑。理论对自身所界定的问题性(problematics)的反应决定了理论的构成方式,而这种方式也恰恰反映了它的内在逻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历史和理论结合起来,而不只是从逻辑上和概念上对理论思路进行解析,或只是把理论解构为它所处的历史条件”。(11)基于这种双重要求,在充分考虑文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语境的基础上,下文将在分别简要综述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脉络之后,探讨这两种路径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体现在霍尔的传播观念之中的,进而分析由此形成的研究范式如何与主流传播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形成一种双重的论辩关系。

  二、文化主义与作为意义建构的传播

  如前所述,霍尔的媒介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传播观念是通过他对文化主义遗产和结构主义方法的范式整合实现的。其中,文化主义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把文化概念从作为经典化的人类精神创造物的狭义界定扩展为作为生活方式的广义文化观,从而确立了对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进行严肃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确立了反还原论的文化观,即文化唯物主义。这种双重转化是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战后新一代左翼理论家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以及主流文化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保守观点进行双重批判的产物。

  一方面,在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所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化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模式低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要性,压抑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青年卢卡奇通过对“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自然本体论的批判,激活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从而把历史视为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生成过程:“思维正确性的标准虽然就是现实性,但这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12)这意味着从既有条件向可能状态转化的历史实践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为文化和上层建筑分析打开了理论空间。二战后,经济的繁荣、消费文化的兴起、福利国家政策的落实、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巩固以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传统政治经济维度的阶级差异和冲突产生了消解作用。在一个日益中产阶级化的社会结构中,文化日益成为左翼理论家重新定义社会斗争意义的新维度。(13)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与这种现实的理论需求形成了呼应关系。

  另一方面,面对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产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还是利维斯所代表的英国保守主义文化理论的诊断,都以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态度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否定。前者把作为工具理性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视为“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14)认为以现代媒体为支撑的文化工业所产生的是一种异化的虚假文化,它“无关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对内在的艺术整体的职责,也无关乎对审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则的考虑”,(15)从而把人的潜意识转换成顺从意识形态的道具和载体。而对保守主义者利维斯来说,大众文化的兴起则意味着伟大英国文化传统的衰败,社会逐步分裂为作为最高价值标准的“少数人文化”与无门槛的商业文化的“大众文明”之间的对立。(16)对战后登上学术和政治舞台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一种精英主义偏见,无法真正把握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层面所发生的深刻转型。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文化主义作为对上述两种倾向的反拨浮出水面。作为“文化主义转向”的标志性文本,(17)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批评过去的研究“并未充分澄清‘人民’是谁”(18),认为除非对文化实践进行自下而上的人类学考察,否则无法从文化的生产属性直接推导出文化消费的机制和逻辑。与此相似,威廉斯也强调文化作为“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19)是贯穿在不同社会实践中的整合性要素。从这种文化观出发,他反对“操纵”性的传播效果观,强调“传播不仅仅是传送,而且还是接受与反应”,涉及到社会经验的确认,故而“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20)作为“漫长的革命”的一部分,“传播就是使独特经验变成为共同经验的过程”。(21)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必须嵌入到这种关于“共同经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过程的经验性考察之中,尤其是必须考虑到传播实践在维系或更新“感觉结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22)此外,在历史学领域,汤普森也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阶级观和把阶级划分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本质性“结构”或“范畴”,故而与阶级成员的文化观念紧密相关。(23)

  尽管在决定论问题的介入程度上有所差异,但上述文化研究先驱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强调必须重新审视僵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论模式,认为所谓“决定”应当是确定边界,而不是预告和控制。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必须将‘上层建筑’定义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畴,而不是一个被反映的、被再生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同时“将‘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或技术抽象物观念中抽出,而推向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24)相对于汤普森对文化和非文化(物质性力量)之间区分的必要性的坚持,威廉斯强调社会实践的不同构成要素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文化的物质性和物质的文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唯物主义。(25)这表明文化主义试图在决定论的僵化逻辑和反决定论的民粹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对于无论自然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都是一种回绝:它反对前者,坚持在超越和废除决定论的自然中存在着决定论,并且反对后者,坚持认为即使最高尚的人的主体性,其卑微的根源也在于我们的生物学和自然环境之中。文化……可以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评价性的,既指实际上已经展开的东西又指本该展开的东西,这个事实与这种对自然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拒绝息息相关”。(26)

  由此反观传播研究,任何将传播结果还原为某种确定根源的思维方式都陷入了文化主义所反对的机械决定论,忽略了传播作为一种意义生产实践的复杂性。文化主义意义上的传播观既拒绝实证主义的机械因果论,也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支配不可能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设想的那样是自动的和万无一失的,主流传播学所追求的媒介效果也不可能是一个脱离于社会语境之外的信息和行为变量的决定关系模型。相反,大众会把在特定经验中所内化的价值观和地方性知识融入到对媒介文化的阐释之中,任何一种传播只有被大众阶级在观念和文化上所接受时,才能对他们发挥作用。

  这些观点无疑对霍尔的媒介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奠定了文化研究视野中媒介研究的建构主义基调。在他看来,文化主义强调了经验的作用、人的创造性和历史能动性,认为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何种方式来经历他们的生活处境,以及如何界定这种处境并对之作出反应。(27)从这个立场出发,文化研究在把传播理解为意义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拒绝对人类传播实践进行任何意义上的单一决定论式的解释,无论这种决定的根源是刺激反应的心理机制、结构性要素(政治经济制度、机构组织权力或话语实践的符码结构)、物质性形式(媒介技术),还是主体的文化观念(地方性知识、群体规范或个体的主观性动机)。相反,作为文化的伴随现象,传播实践的本质是由这些要素“多重决定”和相互构成的结果。

  三、结构主义与传播的“决定”问题

  尽管文化研究反对机械决定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决定”关系不存在或“决定”不再构成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文化主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调,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霍尔要在文化研究中着力引入的是具有欧洲大陆抽象理性主义色彩的结构主义范式,这比对马克思主义、知识社会学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研究都要早。(28)归根结底,这种探索源于霍尔对文化主义的经验主义趣味和反抽象理论倾向的不满。对霍尔来说,如果文化主义确立了对作为经验、观念和意义的大众文化实践进行研究的合法性的话,那么,结构主义则通过语言学方法为分析意义和观念生成的内部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尤其是当文化主义为了反对经济主义和还原论而几乎取消“决定”观念从而削弱了批判性时,霍尔意识到必须从替代性理论找到一个既不需要回到经济决定论,同时又能避免取消决定关系的理论工具。

  与文化主义一样,结构主义也反对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强调对上层建筑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性。但与文化主义通过复活人的历史主体性来建构文化理论的做法不同,结构主义对上层建筑的研究是通过索绪尔语言学实现的。根据这种语言学思想,尽管语言实际上就是一个斯多葛学派所谓的可言之物(能指)、心理表象(所指或概念)以及客观实在之间的语义三角关系,但这种关系的起源是任意的、不可论证的。语言的实质不在于词语与物质对象的同一性,相反,它切割能够构成现实的感官素材,赋予其结构和秩序,并使之成为可理解之物。(29)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结构主义认为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只有在它被整合到语言所规定的结构中去时才能够被意识所把握。“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因此,“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30)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结构主义思想家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以及路易·阿尔都塞对霍尔的影响尤为关键。列维-斯特劳斯关于神话、图腾崇拜、亲属制度等一系列人类学议题的研究,均通过语言学范式实现了结构主义转化。比如,他认为对神话起源的自然主义解释的错误在于“认为自然现象是神话企图加以解释的什么东西;而实际上它们不过是媒介,神话借助此媒介试图揭示其本身不是自然秩序而是逻辑秩序的现实”。(31)在亲属制度对群体间交流的确保,经济制度对物质资料交换的保证,以及语言规则对信息交流的保障三个层面,语言的结构规则统领了一种有关社会传播和交换的理论。同样,罗兰·巴特也认为,语言结构和言语的二元对立是文化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事实。(32)通过对资本主义日常意识形态的分析,巴特发现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一个包含了外延和内涵的多层次体系。内涵是对外延意义的凝固,它把外延作为自己的能指,并把另一层不言而喻的深层意义附加其上,从而构成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神话。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言谈”,神话通过对语言的掠夺和对现实的蒸发,把历史性转换为自然性。(33)这种外延和内涵的符号学分析法,后来成为霍尔进行媒体文本意识形态分析的基本框架。(34)

  相比之下,对霍尔影响最大的则是路易·阿尔都塞。后者试图通过结构主义方法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双重批判,因为这两者都体现了他所反对的黑格尔主义的“表现的总体性”原则,即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本质,而整体的各个局部则是它在现象层面的表现。通过发掘马克思的“结构的总体性”和“结构因果观”,阿尔都塞提出了与一元论和多元论相区别的“多元决定”概念,从而把上层建筑问题提升到了与经济基础同等重要的地位。(35)而上层建筑分析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问题。阿尔都塞用关系视角取代还原论,意识形态被界定为“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36)作为通过自然化的符码原则建构起来的意义体系,意识形态把个人召唤为主体,为的是使主体能够完全靠自己“自由地”臣服。从社会物质关系再生产的角度出发,阿尔都塞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也能‘用词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准备。”(37)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从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相关论著来看,相对于文化主义,霍尔显然更为重视结构主义在理论化和批判性方面的潜力。通过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借鉴,霍尔把意识形态批判视为媒介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他看来,结构主义的巨大优势源于它对“决定性条件”的强调,“对‘经验’的非中心化”,以及“对‘意识形态’这一被忽视的范畴的原创性解释”。用霍尔的话来说,“没有‘意识形态’,就很难理解‘文化’对特殊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影响”。(38)他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切社会实践所依赖的意义生产的规则或语境,而结构主义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为了确保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就必须对那些与之形成竞争关系的意义进行排斥和破坏,因此意识形态斗争就是通过言语实践对意义秩序主导权的争夺。霍尔据此认为意识形态分析应该把主导意识形态的维系机制作为核心问题。与此相关的是,“那些负责描述和解释各种事件的机构——在现代社会中,最佳的机构就是大众传媒——如何在居统治地位的传播体系中成功地维持一种更可取的或界限明确的意义范围?这种赋予特权或优先权的积极作用在现实中是如何实现的?”(39)围绕这些议题,霍尔因此可以谈论传播的“决定”问题而不必回到机械还原论,因为这种“决定”是由符码结构、职业常规、组织结构、文化规范和社会语境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决定”关系,而非单一决定论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这样,在关于媒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霍尔既拒绝了阴谋论式的解释,也避免了滑入自由主义的多元论逻辑。(40)

  四、范式整合与传播的“结合”分析

  在处理不同范式之间的关系时,霍尔反对目的论意义上的知识观,认为范式之间的超越不可能是彻底和连贯的,而是一种在断裂和不稳定发展中的辩证对话关系:“理论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相反它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最关键的是那些重要的间断(breaks),即过去的思路被打断,旧的思想组合方式被新的方式所取代,新旧思想要素围绕着不同的前提和主题被重新组合起来。”(41)因此,他把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目的不是要用其中一种范式去反对或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要从两者间的张力或差异中找到更有价值的研究空间。但由于这两种范式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张力和矛盾,因此为了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文化研究之中,就需要借助于某种中间理论工具,而这就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源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克劳和墨菲的“结合”(articulation)概念。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运作机制的研究,葛兰西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完全靠压制性统治来维持的,而必须借助非强制性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来实现,即成功地把自身的意志转变为被普遍认同的意志,从而建立起以被统治者同意为基础的统治性合法。这意味着“阶级冲突的真正战场不在别处,而在于是否有能力提出一种独立的、广为传播的世界观。而这正是‘领导权’所涉及的领域,在这里,所谓领导权就是阐发和传播具有凝聚力的那样一种思想的能力”。(42)与由压制性的统治机器所组成的“政治社会”不同,文化霸权运作的领域是由宗教、教育、媒体等构成的“市民社会”,其实质在于,形成“对于主要统治集团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总方向,人民大众所给予的‘自发的’首肯”。而强制性的“政治社会”则是“为自发的首肯不复存在、整个社会陷入管辖和统治危机的关头所建立的”。(43)另一方面,统治合法化和被赞同的过程并不是灌输和自动接受的机械效应的结果,而是一个各方相互斗争和妥协的过程。文化霸权建立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利益斗争过程。因此,任何既有的观念秩序都不可能是完全稳定的,而是与利益斗争的特定“情势”(conjuncture)紧密相关。

  与阿尔都塞从纯粹语言形式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意识形态机制不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问题,即如何实现观念的传播以及对大众意识的介入。为了解释这个过程,霍尔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影响下把“结合”概念作为其文化分析的关键理论工具。尽管将不同事物连接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结合”概念在文化研究之前很久就已存在,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其进行理论化的工作才开始出现。从理论上来说,这与这一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的还原论和本质主义问题(尤其是经济和阶级还原论),以及如何以一种非还原论的方式把社会领域的不同要素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有关。(44)

  拉克劳和墨菲“把任何建立元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为接合,那些元素的同一性(身份/认同)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45)根据他们的理论,话语作为一种不断处于协商和重构中的临时性结构化意义实体是结合实践的产物。从其字面含义来说,结合既表示语言活动和表达的含义,也表示表达与语境相互结合的过程。(46)但霍尔的贡献在于,他既汲取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还原论思想,又对拉克劳和墨菲理论中的话语中心主义倾向保持警惕。他坚持了这样一种阿尔都塞式的立场:一切实践都是在话语之中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话语之外的一切实践形式都可以被归结为话语本身。(47)

  基于这种立场,霍尔认为:“‘结合’乃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两个不同的元素成为一体的一种联接形式。这一关联并非永远都是必然的、决定性的、绝对的和本质的。你必须问,在何种条件下,这种联结可以被制造出来?因此,所谓话语的‘统一’实际上是不同的要素的结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结合,因为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统一’的关键在于,它是被结合的话语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纽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可以但并非必然相互关联。这样,一种结合理论,既是理解意识形态元素如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某一话语方式之内被整合起来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诘问它们如何在特定的时机,是否与一定的政治主体相结合的方式”。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努力搞清楚“意识形态如何发现它的主体,而不是主体如何认定属于他的必然的且不可避免的想法;它使我们思考一个意识形态如何给人们以力量,使他们开始对自己所处的历史境况有所意识或理解,而不会把这些理解形式化约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位置,或者是社会地位”。(48)

  在这里,霍尔强调一种符码结构所产生的意涵并不一定会在特定语境下按照预先确定的方式被嵌入。相反,嵌入方式与特定的语境或情势有关。而对这种情势的分析就成为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符码秩序转化为领导权意义上的社会权力秩序的关键。当然,通过结合所形成的“差异中的统一性”关系并不是一种随机的偶然组合,相反,它始终是一种结构性关系:“通过这种结合形成的统一形式必然是一种‘复杂结构’:一种事物既通过其差异也通过相似性产生连接的结构。这要求必然存在某些能把不同特征联系起来的机制——因为没有任何‘必然的对应性’或表达的同源性是天然存在的。因为这种结合是一种结构(即一种被表达出来的组合关系)而非随意的连接,它同时也还意味着连接在一起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关系,即主导和从属的关系。”(49)

  “结合”成为霍尔通过葛兰西来整合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关键概念,也成为霍尔试图创造性介入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抓手。一方面,这是对结构主义的超越,霍尔拒绝结构主义将语言结构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做法,凯撒皇宫女优彩票: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因为“文化文本并不是被嵌入意义的,意义必须被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意义是被制造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意义通常是在一种语境条件中被制造出来的”。这样,文化就是一个“结合/表达、解结合/表达和再结合/表达”的无限循环的过程。(50)另一方面,霍尔又保留了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即意义的来源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一种具有任意性的结合关系。单一主体的表达并不是意义生成的充分条件,只有在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关系中意义才能呈现出来。通过对结构主义的自主表意系统与文化主义的自主表意主体的叠加,霍尔最终认为无论社会条件还是语言结构都不是意义的唯一来源。相反,它与两者的结合都具有偶然性。(51)

  从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来看,这种结合分析框架在他的传播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霍尔明确反对控制论和实证主义传播学对传播的行为主义界定,认为它忽略了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意义是如何在人类表意实践链条的编码和解码这两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关键时刻得以实现的。由于这两个时刻的言语实践处于不同的“条件”之中,人类的传播实践因此不可能是一个信息从发出端到接收端传递的透明过程,而必然具有“系统的扭曲性”。(52)社会传播的实质不在于对信息传递的度量,而是人类在媒介联结机制的两端通过言语实践所进行的意义生成。用霍尔的话来说,任何传播活动中发出的讯息要产生“效果”或“效用”,“首先必须被理解成是有意义的话语,并以有意义的方式被解码。正是这种被解码的意义‘产生了效果’”。(53)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主义对霍尔的影响,因为他强调了符码系统和言语结构在作为意义建构的传播实践中的关键地位。相对于其他媒介研究范式,霍尔所主导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研究更多地强调了媒介生产和消费所处的“意义结构”的重要性。“媒介生产不仅涉及到生产的组织机制、职业意识形态、物质技术条件和编码的语言学规律,还涉及到这些环节所处的‘意义结构’,即媒介从业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在媒介生产过程中,表征活动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媒介从业者和媒体组织的自我认同,同时还有在特定历史观念语境中围绕传播对象或广义的社会主体所确立的一系列假设前提。因此,依据特定符码规则建构起来的媒介文本不仅是传播政治经济制度和组织结构等物质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这种‘意义结构’的产物。”(54)

  但与此同时,霍尔也通过坚持文化主义所强调的文化的历史性和主体实践的相对自主性来平衡结构主义。因为在解码端的阐释活动中,尽管“编码”的言语结构所“决定”的“偏好式解读”会在话语秩序中具有优先性,但由于主体的感性实践必然会以观念和历史经验的形式介入其中,因此在语境化的言语实践中通过“结合”把文本与语境勾连时所可能产生的意义依然是无法完全由生产端预先决定的。霍尔对结构主义的保留态度呼应了威廉斯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批评:“语言从未得到实现——只有言语在场;语言是不在场的储藏,是言语的生产资料”,因此符号的“任意性”必然是在历史进程中约定俗成的,它实际上是“那些发展了这种正被讨论的语言的人们的特有产物”。言语实践虽然不得不依赖于语言这种前在的组织化结构系统,但这个系统“仍然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创造物”。(55)

  与文化主义对文化的人类学范式理解相似,霍尔也通过人类学思想重构了语言学意义上的传播概念:语言结构与言语实践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论关系,因为语言所提供的结构化语法规则只是限定了言说者表达的可能边界,但并不能完全决定言语实践的具体形态和语境化意义,后者离不开言语实践所处的权力关系、互动规范以及人们对这些要素的主观理解。(56)由此,对嵌入到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既有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和政治情势之中的解码实践的研究就成为理解传播实践及其后果的关键,从而最终为传播民族志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学术空间。(57)比如,大卫·莫利的“全国新闻”项目通过对观众如何“看新闻”的阐释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结合”理论的观点:“根据读者借助来对文本进行解释的各种话语(知识、偏见、抵制等),文本的含义将以不同的方式被建构起来。当受众/主体碰到文本时,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受众所能支配的话语范围。”(58)

  总之,结合理论要求我们不再把人类传播实践理解为固有要素构成的一个封闭链条,相反,每个构成要素作为相对自主的环节都是语境化实践(不同但又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统一性的力量的动态组合过程)的产物,并且它们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统一性。传播理论由此从关于信息或意识形态效果的模式化解释转化为关于语境、情势或社会力量组合关系的分析。换言之,传播过程的实质不是孤立要素之间的对应性,而是作为差异的统一性的结合,即对身份和意义的语境化建构。在这里,无论是语境还是传播实践本身都不是既有的某种东西,相反,恰恰是这种实践本身建构了它们自身得以存在和发生的语境。传播研究“必须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力量组合关系的整体结构(即结合)进行考察,因为正是这种组合关系创造和维系着能够带来具体的真实社会影响的主体身份”。(59)

  综上所述,通过“结合”理论,霍尔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与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的行为主义范式和同属左翼学术阵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都不同的文化研究范式的传播观。从这种视角来看,前两个范式都忽略了人类传播实践的意义问题,分别以行为主义和经济主义意义上的还原论对传播实践的“决定”问题进行了简单化处理。通过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整合,霍尔既反对行为主义传播学把作为意义建构和意指实践的人类传播理解为一种纯粹的信息刺激和效果输出的控制论模式,也对政治经济学把传播理解为资本权力所主导的文化资源分配问题持有保留意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结合”范式认为心理机制和资源分配的权力结构不会对传播实践产生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而是强调这种“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绝对的和直接的,传播实践的形态、方式和后果是诸多不同要素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通过行动者的言语实践“结合”的产物。霍尔将“结构”和“实践”同时纳入对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解之中,用“结构化”取代了作为纯粹限制条件的静止“结构”,用“语境化”取代了主体纯粹经验化的“表达”,确立了文化研究视野下具有生成性和复杂性的传播观念。这种传播观既反对决定论的宿命悲观主义,也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决定”的彻底消解,从而在主导性结构和主体解放潜力之间保持一种有机的动态平衡和包容性。这对任何一种从单一视角出发进行的传播界定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批评。

  但是,这种调和主义立场也在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在方法论上,“结合”理论无疑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反本质主义取向,但考虑到文化研究在现实取向上对“解放政治”的追求,霍尔所理解的“结合”的传播观又必然预设了一定的偏好。换言之,不同“结合”方式对文化研究者来说具有不同的政治优先性,相对于更有利于维系霸权的“结合”方式,那些向霸权发起挑战的“结合”方式显然是文化研究追求的目标。这必然要求某种预设优先于任何“结合”方式的“真理”的存在,从而显示出一种“策略性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特征,但这与霍尔的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是有矛盾的。(60)这也意味着霍尔在拉康和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影响下试图调和后现代思潮和文化干预主义政治立场的努力并没有在理论上完全解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

  尽管出于左翼政治立场的现实考量,霍尔始终对放弃“决定”概念的做法保持警惕,但其传播观念在结构和文化二元属性上的含混性也在许多后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和媒介研究中逐渐滑向了一种强调文化自主性的盲目乐观情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正如尼古拉斯·加汉姆所批评的那样,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反对者所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过分提升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自主性,却忽略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正被工业化这个事实。上层建筑被基础所侵犯,并且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差别崩溃,它不是通过基础转型为自主性的上层建筑话语……而是通过上层建筑沦为基础来实现的。”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立场的真正弱点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基础或者说经济的重要性,未充分思考他们所观察的过程在经济上的矛盾本质,因此,把文化的工业化看作是毫无疑问的、不可抵抗的。那些后来的学者,尽管正确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缺少具体的阶级分析,之所以缺少阶级分析是因为他们未能对经济层面进行充分的分析,但这些学者在发展他们自己的有关上层建筑作用的理论中却——极具讽刺意义地——大规模地扩大了原来的错误”。(61)

  因此,机械决定论固然是错误的,但要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合理深入的分析,就必须将这些文本及其社会阐释置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从体制角度着手对意识形态为何如此产生特定的效能作出阐释,而不是停留在对意识形态发生过程的单纯描述上。马克思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支配物质生产的无意识力量和有意识的意识形态之间作出了区分。从这一区分出发,有必要把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媒介和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空间的媒介区分开来,并对两者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进行分析。实际上,我们看到欧洲文化产业路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在坚持文化生产的经济属性的前提之下,把对文化的理解纳入到对产业逻辑的把握之中,强调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物质化和物质的文化化实际上是相互构成的两个维度,从而凸显出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产业生产机制的复杂性和资本化逻辑的不确定性。(62)尽管在生前最后的访谈中,霍尔强调了文化研究应当重视经济和物质条件的重要性,(63)但随着他的去世以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宽泛的学术取向的日益弥散化和后结构主义化,对经济、基础、结构和决定等关键理论和方法问题的重新思考最终成为霍尔传播思想遗产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①Morley,D.,"General Introduction:a life in essays",in D.Morley(ed.),Essential Essays,Volume 1:Foundations of Cultural Studies(Stuart Hall:Selected Writing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9,p.12.

  ②章戈浩:《“不作保证”的霍尔——霍尔的研究,霍尔研究,霍尔后研究的文献回顾》,《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

  ③比如,陈力丹、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新闻大学》2002年第4期;赵永华、姚晓鸥:《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抑或受众研究:霍尔模式的现象学分析》,《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1期。

  ④黄典林:《重读〈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兼评斯图亚特·霍尔对传媒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贡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⑤比如,黄典林:《道德恐慌与文化霸权:解读斯图亚特·霍尔等著〈控制危机〉》,《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李开:《表征·意指·接合——斯图亚特·霍尔的意识形态批判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3期;孟耕合:《斯图亚特·霍尔文化政治研究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文化与传播》2019年第5期;邹胜:《重造文化身份讨论的措辞框架:霍尔理论遗产的学理性和方法论启示》,《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2期。

  ⑥韩瑞霞、戴元光:《对“传播”在文化研究发生史中地位的历史考察》,《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2期;罗飞、秦志希:《重返与建构——浅析霍尔传播思想的突破与贡献》,《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

  ⑦宗益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二战后媒介研究的生成》,《新闻大学》2020年第2期。

  ⑧Carey,J.W.,"The Origins of the Radical Discourse o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3(3),1983,pp.311-313; Grossberg,L.,"Cultural studies vs.political economy: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2(1),1995,pp.72-81; Hardt,H.,"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Return of the 'Critical' in Americ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0(2),1986,pp.117-124; White,R.A.,"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Transition to a New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3(3),1983,pp.279-301.

  ⑨比如,陈灿:《编码解码视角下的“韩寒现象”》,《青年记者》2010年第26期;张春波:《YouTube个人发布视频对中国形象的编码与解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⑩杨击:《理解霍尔——从媒介功能和新闻真实性的角度看》,《现代传播》2001年第3期。

  (11)Hall,S.,Cultural Studies 1983:A Theoretical Histor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6,p.2.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4页。

  (13)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

  (14)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5)Adorno,T.W.,The Culture Industry,London:Routledge,2002,p.101.

  (16)约翰·道雷斯:《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7)Hall,S.,"Richard Hoggart: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0(1),2007,pp.39-49.

  (18)里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1页。

  (19)(20)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92页。

  (21)(22)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7页。

  (23)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3页。

  (24)Williams,R.,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London:Verso,1980,p.34.

  (25)(27)(38)(41)Hall,S.,"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Media,Culture & Society,2(1),1980,p.62,p.63,pp.67-69,p.57.

  (26)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8)Sparks,C.,"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and Marxism",in D.Morley and K.-H.Chen(ed.),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p.71-102.

  (2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7页。

  (30)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31)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9页。

  (32)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20页。

  (33)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34)Hall,S.,"The determination of news photographs",in S.Cohen and J.Young(eds),The Manufacture of News,London:Constable,1973,pp.226-243.

  (35)徐崇温:《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3期。

  (36)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2页。

  (37)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陈越主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9)Hall,S.,"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in M.Gurevitch et al.(eds),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London:Routledge,1982,p.63.

  (40)Hall,S.,"Th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 events",in A.Gray 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p.365-385.

  (42)弗朗科·里·尔西:《葛兰西与左翼的政治文化》,载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13页。

  (43)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44)(47)(59)Slack,J.D.,"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in D.Morley and K.-H.Chen(ed.),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117,p.123,p.126.

  (45)徐桂权、陈一鸣:《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媒介话语分析:拉克劳与墨菲话语理论的传播适用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

  (46)articulation一词在英文中,有发音和表达、关节和铰接等含义,因此该词具有一语双关的效果,同时包含话语表达及其与特定语境的嵌入关系。

  (48)Lawrence Grossberg(ed.),"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Morley and K.-H.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p.141-142.

  (49)Hall,S.,"Race,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in Unesco,Sociological Theories:Race and Colonialism,Paris:Unesco,1980,p.325.

  (50)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51)贾妮思·佩克:《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以及悬而未决的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问题》,载张亮、李媛媛编《理解斯图亚特·霍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4、56页。

  (52)(53)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in A.Gray 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87,pp.387-388.

  (54)黄典林:《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

  (55)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

  (56)Johnstone,B.& Marcellino,M.,"Dell Hymes and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in R.Wodak,B.Johnstone & P.Kerswill(eds),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London:Sage,2010,pp.57-66.

  (57)Morley,D."Reconceptualising the media audience:towards an ethnography of audiences",A.Gray 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p.399-413.

  (58)Morley,D.,The 'Nationwide' Audience,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80,p.18.

  (60)Hall,S.,"Subjects in History:Making Diasporic Identities",in W.Lubiano(ed.),The House that Race Built,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7,p.35.

  (61)尼古拉斯·加汉姆:《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载奥立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67页。

  (62)黄典林:《激进传统与产业逻辑:论传播政治经济批判的两种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63)苏特·加利:《斯图亚特·霍尔:最后的访谈》,《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姓名:黄典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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